我们何以要拼命去追寻艺术和自由——序《生命的“后花园” 》

发布时间:2018-08-07 09:55

《生命的“后花园”》,光是书名就分明透析出浓重的传统文化韵味和“贵族”气息。我初始甚至有点担心,它是否会将自己置于“高处不胜寒”的尴尬境地。然而,这种疑虑随着阅读的展开证明是多余的———与许许多多骚人墨客完全不同,本书的作者不是要把我们引向玄谬的高寒之处,而是严肃而不乏生趣,冷静而不乏热忱,平易而充满焦灼,通俗而执着于使命……他们是以这样一种姿态(我认为这是一种“自由”的姿态,同时也是一种示范的姿态),来面对生动而棘手的人间难题,并试图将所有热心于这个话题的人们诱惑进来,从而共同去探寻和抵达精神或曰生命的审美之舟。 


      我无法预言这种姿态是否会轻而易举取得成功。因为,对精神自由的出路的探询,亘古而今耗尽了许多志士仁人、圣贤豪俊的心力甚至生命。特别是面对我们今天如此芜杂尴尬的精神现实局面,就更是充满着重重疑怯。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对话才更凸显出不同寻常的意义!我明显感觉到他们的这种精神姿态在实质上,是毫无浪漫可言的———尽管他们在对话中处处表现出机敏和睿智,表现出执着和坚信,有时甚至为不期而至的顿悟而激动不已。然而,作为“自由”的探询者,或者说启蒙者和拯救者,他们却无疑更酷似中国古老寓言系统中的愚公和西洋神话系统中的西绪弗斯。按照“拯救与逍遥”的“自由公式”,他们的对话当然是充满生命激情和精神惬意的,但同时也必然是充满生命的苦楚和精神的窘迫的。否则,这一切将显得不可思议。事实上,他们都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貌似轻松自如、驰驱快意的表情背后,却饱含更多的焦灼和忧戚。“一个书画家和一个散文作家的对话”,只是他们的谜面,而他们的谜底却是一个精神自由探询者和另一个精神自由探询者的——一次雄心勃勃的启蒙和拯救“企图”。 

      我没有理由不为他们的努力所感动。这种努力,对作者而言,或许只是一种自然的源自其生命经历及感悟的过程,他们的“企图”更多的是一种身体力行的亲和表达,这种表达会自然地牵引你登上那只通往精神自由的审美之舟。我一直关注着黄建华先生在书画领域和大中学讲坛上的探索和宣讲,关注着李成琳女士在写作领域和中学课堂上的探寻和启导。严格地讲,他们的对话并不是从这本书才开始的,而是开始在许多年以前,与之对话的也不限于他们两人,而是他们的读者和学生,还有疑窦丛生、玄机四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 

      我知道,这本书出版以后,很容易引起读者注意和兴趣的,可能是它那图文并茂的形式,以及它那声情并茂的对话神态。这自然是本书的优长和极富创意之处。但我的忧虑恰恰在此:我担心这种生动机敏且称得上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很可能使读者在满足视觉和“听觉”的愉悦之际,陷于浅尝辄止的境地,而放过了作者的苦心孤诣———因为现实中的人们更乐于干那种买椟还珠的勾当———如果他们在阅读后竟潇洒地放走了他们原本应努力寻觅的“精神自由”,我们岂不重又陷入另一种矫情的滑稽和尴尬?但愿这仅是我的杞忧,但愿我们的读者对“精神自由”的渴慕早已超出我的悲观评估。 

      这本书还有一个必须引起我们关注的要点:它对什么是“现代化”和“现代人”的质疑和理解。由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中国人在最初设计“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时,多着眼于在物质文明的“现代化”上如何去追赶西方;多着眼于“落后就要挨打”之类的惊惧和自尊,这多少附丽有百年前老大帝国希望“师夷技以制夷”的灵魂。毫无疑问,这种局限于器物和功利的“文明战略”演进到今天,已经暴露出它的严重缺陷。因此,对“人的现代化”的呼唤,就不能不成为当今知识界和艺术界的当务之急。我认为,把作者的忧思和拯救努力置于这种人文背景下,将更能使读者找到这本书的对话契机,以及它在艺术和思想经纬交织上的准确位置。不过,这个位置还不是自由的位置,而是通往自由的起点———因为自由的疆域是无限广阔的。它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的“后花园”,而是“乘物以游心”且没有涯际的自由天地!先进入这个“后花园”,再“破壁”而跻身入更广阔自由的精神空间,不失为自我拯救的一大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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