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书屋

发布时间:2018-08-08 02:40


与砖头瓦块水泥灰刀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我的父亲,在1990年那个闷热难耐的夏天,突然患了脑溢血。从镇卫生院抢救室生死搏击一场回来,元气大伤,体力活就再也捡拾不起。无奈,只得从单位办了病退。

病退是个好听的名词,其实就是从此再也用不着到工地去上班下班日晒雨淋。那个时候,父亲所在的镇建筑公司,景况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计划经济的僵硬外壳被几个脑壳活泛且有些门路的壮劳力戳破,各自拉扯起一帮人马,开始了时髦的承包经营。这伙人高兴了缴来的管理费,刚好养活公司里的几个头头脑脑。那个存续了将近40年的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离散伙关张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父亲是公司的老职工,看着这个日落西山的垮杆企业,没容头头脑脑们动员游说,就主动把自己列入了老弱病残类,提出走人。一夜之间,五十刚出头的父亲,就没有了一分钱的收入来源,生活费、医药费从此用了上顿没下顿。父亲回家的时候,正值深秋。家门前的两棵粗壮的泡桐树,正在落叶。不知从哪里飘来的一只断了线的破风筝,悄无声息地挂在屋檐下。父亲望着风中飘零的破风筝,沉默,半天没说一句话。

但是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了门。半月时间不到,父亲的书屋就在镇上开了张。父亲写信告诉时在部队当兵的我时,我第一个反应是觉得身为人子,忠孝不能两全,真的是愧对了病中的父亲。那时,我提干不到两年,且刚成家,即便把所有的工资津贴交给父亲,又何尝不是杯水车薪呢?(但是我的坚强的父亲,不管是当面还是在来来往往的书信中,从来不提一个钱字。)第二个反应是高兴。祸福相倚,这下可是遂了父亲多年的心愿。泥瓦匠开书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竟然在父亲的手中实现,换了他的任何一位工友,难说。

仅有高小“学历”的父亲,嗜书如命。曾经偶尔一次听他愉快地说起他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是一所民国小学的校长,父亲还是国立武汉大学的学生。谁知到了他这辈,家道中落,迫不得已做了一个泥瓦匠——言语中流露出多少无可奈何,言语中满含着对读书事文化人的羡慕。又听街坊邻居老辈子们说,父亲十来岁的时候,家遭一把“天火”,殷实的家产被烧得精光,仅从火海中抢出一张断了腿脚的木方桌。为生计,为糊口,父亲不得不含泪中断了学业,跟人学了泥瓦匠手艺,提着灰桶入了镇上刚刚组建的建筑修缮队。从此风里来雨里去,常年累月在外爬脚手架。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打工仔,要养活全家人。

很少回家来的父亲,留给我们兄弟的印象,是近似木讷,从来不在我们面前叙说他小时候经受的苦难,更不说家里老辈子们曾经发生的故事。于是我们仨兄弟,对自己的“家史”,皆语焉不详,稀里糊涂,一星半点的见闻,多半来自道听途说。唯一让我们眼见为实的,是父亲沉默寡言,唯一的嗜好也比较特别——只要有空闲,干粗活抬条石下力气的工友们聚在一起喝酒打牌吹牛皮,父亲却是寻一僻静处,静静的看书写字。他的京剧、汉剧唱得蛮好,高兴了,大段大段的样板戏出自他口,常常会吸引一大群人围观。他的床铺也比其他师傅们收拾得干净,随时都能在床角找到一本两本小说、诗歌和他手抄的零星文字来。我小时候读过长诗《阿诗玛》,就是从他的枕头底下翻出来的。后来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找出一本泛黄的手写体歌剧剧本《九岭岗》,一看署名,竟是父亲的大名。追问来家里玩耍的叔伯,才知父亲在他年青时候,不仅创作了这个歌颂黄杰同志(徐向前元帅夫人、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歌剧,还亲自出演了其中一个重要角色。呵呵,原来我的父亲,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泥水匠,而是一个对命运心有不甘的文艺青年呢。

书屋搭得勉强,其实就是一个用废旧椽角檩子夹板作墙、几块石棉瓦当盖的书棚子。棚子制作完毕,父亲找到镇文化站的胡文泉站长,开门见山说了自己开书屋的想法。胡站长知道父亲的嗜好,暗地里也把父亲当做镇上的“文化人”对待,二话不说就开了绿灯,准许书屋摆在镇电影院门前临街面的空地上,还说电影院是大众文化场所,人多,对你经营书屋有好处。父亲千恩万谢,悄悄递给胡站长一盒纸烟。胡站长笑着推让一番,接了,说,罗师傅开书屋,是我们镇里的新鲜事!谁说咱泥瓦匠大老粗就只能干粗活?我文化站今年的年终总结,有写的,很好。

书屋开张那天,父亲亲手写了白底红字的“艺苑书屋”,裱成匾额,端端正正挂在书棚子门楣上。书屋大门,是废旧利用——两扇工地上废弃的拉闸门,经父亲敲敲打打,重新派上了用场。屋内,进门一米处摆一透明玻璃平柜,柜内放杂志和一些连环画。玻璃柜后,置三把木椅,既是父亲的工作椅,也可让来书屋看书的读者小坐歇息。山墙根处,并排置两大木柜,父亲积攒多年的藏书全部在柜子里亮了相,加起来也有个五六百本吧。为方便借书,父亲把藏书分门别类,一一编号,按照书的品相列出出租价目表,悬挂在书屋显眼位置。一个规规矩矩的小型图书馆,就这样破天荒出现在这个千年小镇,吸引了十里八乡的嗜书人前来凑热闹。开张三日,藏书竟借出大半。比较可观的业绩,喜得父亲合不拢嘴,高兴得胡站长隔三差五跑来书屋指导指导。人说,罗师傅到底是个文化人,有板眼,搞得蛮好。

从此,父亲如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专心致志,侍弄他的书屋。除了早中晚三餐饭回家吃外,成天待在书棚子里,出租书藉,收取租金,退还押金,整理账目。没有“生意”时,父亲会戴上老花镜看书读报。或者,笑容可掬地与来书屋闲坐的人说古论今,交流心得。再不,让人操琴,咿咿呀呀唱上一段《凤还巢》。街道对面的知青商场店员,一致认为罗师傅自开书屋以来,哪里还像生过大病的人?红光满面,精神比我们年轻人好几倍呢。

也有不顺的时候。两年时间不到,书屋竟被小偷光顾三回。前两次,小偷趁父亲去电影院解手的空档,把玻璃柜子中的零散借书押金全部盗走。父亲笑笑,权当是小孩儿家干的,说就当他们拿去买糖吃了。第三次,就绝对不是小孩子的行为,盗贼奈何不了夜晚紧闭的拉闸门,在月黑风高时用铁锤把还算牢靠的椽子后墙砸出个大洞,钻了进去。原本想狠狠捞上一把,可书屋内除了书就是纸,盗贼费力不讨好,竟恶毒地在屋内拉屎拉尿。父亲看了现场,苦笑,对胡站长说,租书一本,一天才收五分钱租金。这穷书屋,哪里是发财之地呢。真的是为难了偷儿贼。胡站长说,你这书屋,看来还得加固。钱不够,站里出。

至于胡站长出了多少加固钱,父亲没说,镇上也无人传说,我们在外工作,更无从知晓。三年过后,胡站长调去县里,走了。父亲的书屋从此再无领导光顾。又过三年,父亲思我心切,把书屋交给技校毕业的小弟经营,带着母亲来到重庆我的家,小住一段时间,却连做梦都是在他的书屋里进进出出。城市生活对于做了一辈子瓦匠的父亲来说,有太多太多的不习惯,父亲只得放弃了在重庆养老的打算,回去继续续写他的“书屋梦”。可谁知,父亲回家不到半年,在那个寒冷刺骨的正月,突然从书屋奔跑着回到家中,一下子瘫倒在母亲怀里,连半句遗言也没能留下……

又过半年,父亲的书屋被小弟转让他人。一年以后,连父亲亲手砌就的居家房屋也被转买。空留下父亲的坟茔,孤零零呆在镇外南门荒山野岭,凄楚地守望着他的故园。

在这个惯常的父亲节,我思念起伟大而平凡的父亲,思念他的晚年生活,更思念实现他“做读书人干文化事”梦想的那一间简陋的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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